【世界读书日】陈晓明：有阅读就有快乐

       阅读是陪伴我们人生终始的精神之旅，给予我们心灵的愉悦与成长的力量。今天是第20个“世界读书日”，我们分享三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关于读书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从中体味阅读之美，从而重拾阅读，享受阅读，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有阅读就有快乐

作者：陈晓明原载《群言》 2015年4期

陈晓明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总是在不断求新求变，文化也不例外。文化事业的发展，包括印刷技术的提高、网络的普及，使得文化传播的途径越来越多，人们普遍感到阅读信息的爆炸式膨胀。阅读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快速，越来越简单，很多阅读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追求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人们心目中的阅读仿佛已渐渐远离，失却了它原本应有的样子。回头想想我们那个时代贫乏的阅读，貌似可笑，却又那么珍贵。       我早年喜好理论，“早年”到什么地步？说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最早接触的理论书籍居然是《反杜林论》，那年我11岁。我10岁时跟随下放的父母到了闽北偏僻的山区，那里缺乏教育。马列著作是我父亲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那时我捧着这本书爱不释手。书名是在多年后才搞明白，一直不知道杜林是个人名，以为“反杜林”是某件事情、某种行为。但那时，捧着那本书就觉得欣慰。书是白色的封面，印着红字，还有红的细边框，怎么看都觉得那里面有太多的奥秘。我读了第一页，什么也没读懂，以致之后很长时间就是读那第一页。后来还读《哥达纲领批判》，也花了很多时间，同样什么也没读懂。所以每次看到《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我就很沮丧，觉得自己要进入这个世界还有一定差距，也可能决心在那时就下了。       上中学时，我家有个邻居是邮递员，他从知青点拿来很多书，比如《傲慢与偏见》《德伯家的苔丝》《小城春秋》《东周列国志》，这些书对我影响都很大。其中厦门作家高云览写的《小城春秋》对我影响尤深，里面引了一首外国民歌：“从前在我少年时……朝思暮想去航海……”不知道为什么，这歌词中对外部世界的向往那时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读中文系，最早读的理论书是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记忆中书是绿皮的，我读了一个学期，几乎是一页一页地抄，带着狂喜。后来我对中国文艺理论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表示了强烈的批判，并不是无中生有，我就曾深深浸淫在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中。我说“前苏联”，那是一定要与俄罗斯文化作出区分的。直到袁可嘉编的《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出现，我的视野才被另一个世界蛊惑。当时还有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那上面的理论实在令人惊喜。那时候选择读研究生，如果不让我读理论，就等于杀了我。       80年代初，我已经在福建一所高校教书。舒婷几乎是那个时期想象中的诗歌女神，自然是我们热衷阅读的对象。不过我似乎更喜欢北岛，他的那种冷峻中透示出信念和理性。但与文学相比，那时的我还是更沉迷于哲学及当时的思想论争。       1981年的某天，我无意中在并不宽敞的图书馆里发现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几十本。当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想想这一大摞书可以让我去到怎样的一个知识天地？说真的，那感受就像武侠小说里说的一样，在山洞里捡到一本破旧的剑谱，当下就会想到，对着这剑谱练，或许就能成就一身功夫。于是我抱着一摞书回到房间，房间门上贴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十分钟。       确实，那时读书有点贪大，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而80年代初也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在文学界和哲学界论战正酣，马克思的那本小册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然间就成为重解马克思的经典，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关于异化、关于美学热、关于主体论，都可以从中找到最为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所有这些问题，最为权威的阐释者则非李泽厚莫属，至少在我们这辈人来说是如此。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史论的著作可以说成为我们必读的书籍。有人说，以77、78级大学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此说当不为过。       但如果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我至今还能记得我读这本书时整个人的激动，思想完全被它打开了。大约是在1984年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在福建师大的教师阅览室里发现了一本《西方的没落》，当时这本书还属于内部读物，不能借走，只能在阅览室里读。我就一边读，一边抄，整整一个学期，抄了一大厚本。       斯宾格勒的思想方法太让我激动了，他以“超宏观视野”，在宇宙论的意义上讨论人类文明，从公元前5000年说起，从人类的“醒觉意识”开始，从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开始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我早年最感兴趣的就是文化哲学，而这本书恰恰打通了中西，从孔夫子、中国文明到佛陀、印度文明，再到古希腊，在整体上展现出东方、西方并非一个平面上的对立。       中国现代初期也有很多人像杜亚泉、张君劢等都在讨论中西文化，并且具备了文化哲学的视角，但他们的格局比起斯宾格勒来要小得多。斯宾格勒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大，据说当年希特勒的背包里也有一本他的书。而这个轶闻似乎也成了我读《西方的没落》的一个小小动机——什么样的书能让希特勒背在身上读，我就要看看。德国的思想家大多是民族主义者，比如康德、黑格尔、费希特以及尼采，包括歌德谈世界文学也都是建立在“德国民族的精神是具有世界性的”这个基础上。他们讨论问题都是从宇宙普遍主义的角度出发。斯宾格勒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思想中宏观的方法、思想的气魄和穿透力令人惊叹。算来读《西方的没落》已经过去30年了，但书中的基本思想我至今还记得。       当年我们阅读西方的书，其实就是想找思想和方法；而现在读西方的书，则只是找些知识材料。我们那时读到兴处，就是眼前的豁亮，所谓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西学构成了我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成为我们学术的基础。我虽读的是中文系，但花了更多的时间读哲学。这就是何以我后来把当代文学做得像理论，把理论做得像当代文学的原因，或者，两方面都不伦不类。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注脚。但不管怎样，哲学也好，文学也罢，对于我们这些从煤油灯下开始读书的人，从《反杜林论》读起来的人，有阅读，就有快乐，就是至福。阅读能让我们的心静下来，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这对现在的人来说很重要。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